章祖德（译林出版社总编辑）：
各位专家，今天，我们译林出版社召开一个小型座谈会，请各位对我们的《译林》杂志这些年来的办刊情况进行回顾，同时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提出积极的建议。《译林》杂志创办于1979年。当时我们国家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们本着“打开窗口，了解世界”的宗旨办起了这份杂志，其目的是要通过对当代外国文学的介绍，使我们国家广大的外国文学爱好者能够对当代外国文学有更多的了解，从而促进我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流。发展到今天，《译林》已成为一份在国内享有较高知名度的杂志，连续两次被评为江苏省双十佳期刊和华东地区优秀期刊，去年又被评为国家102种重点社科期刊之一。这102种当中，文学期刊是17种，外国文学期刊仅此一家。下面请大家提出宝贵意见。
黄源深（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译林》杂志在国内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它的发行量很大，从这次戈宝权文学翻译奖参评的情况看，很偏远的地方都有。中国的新闻界、出版界近20年来经历了几次的大起大落，而《译林》杂志居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立住了脚跟，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世界文学》搞名著、古典比较多一些，而《外国文艺》是搞当代的一些流派，而且高层次的、纯文学的比较多。《译林》的定位与这两个杂志不一样，主要搞一些既有可读性，情节比较生动，同时也反映当代外国文学一部分潮流的作品。三份杂志各自都拥有不同的读者，当然也有的人三份都看。比较起来，《译林》杂志的读者面较广，这个独特的定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跟在人家后面跑，不跟人家去争地盘，去攀比，死死地坚守自己的阵地，因此它始终能够有自己的那一部分读者。这一点是很值得总结吸取的很宝贵的经验。现在娱乐的方式多元了，有保龄球，有卡拉0K，有迪斯科什么的，而且大多数娱乐方式要求体力参与比较多，精神参与的文化活动相对来讲是减少了。那么怎么样才能抓住这些读者？太高雅或者太纯的东西对他们来讲又隔一层了。《译林》杂志有它的吸引力，尽管外面世界很精彩，它能够使这部分读者静静地坐下来看书。这从长远来讲对我们的精神文明起很大作用，不能低估这个作用。至少它能够使读者了解外国的文化、外国的文学，对自己素质的提高是很有帮助的。我觉得《译林》不妨开辟一些作家或者名家的栏目，谈外国文学、外国文化，甚至于中外文学的比较，来提高读者的欣赏能力、文化品位。《翻译漫谈》栏目是很好的，另外，也不妨由翻译家、翻译工作者自己来谈。《译林》的译者还是抓得不错的。译文质量方面，我没对过原文，但是光从流畅的角度，文字简练和译文的口语化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是越来越好，越来越耐读了。
张柏然（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与《译林》接触比较多。这个杂志创办于1979年，我刚过而立之年，跟它同时走过20年的风风雨雨。对于《译林》，我说八个字吧。头四个字叫“译苑奇葩”。译苑嘛，翻译的园地，奇在什么地方？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异军突起，办了这么个刊物。《译林》杂志应该说是贴近平民化，但是呢，并不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搞通俗文学而并不媚俗。《译林》杂志从创刊号到目前，让中国人，特别是广大的没机会出国的读者透过这个窗口看看外国人怎么生活的，怎么看待世界的，怎么思考问题的，这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有所借鉴的。我也参加过翻译，应该说译文的质量和思想性的把关，《译林》都是比较严谨的。后来相继还有许多外国文学的报刊出现，但现在许多都垮了，而《译林》不但生存下来了，还得到可喜的蓬勃发展。奇也就奇在这个地方。第二个四个字就是“育人楷模”。在翻译这个领域里面，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好多青年人都跃跃欲试，《译林》杂志提供了一个创作园地和锻炼的机会，培养了一批北京、上海、南京和全国其他地区非常广泛的翻译工作者，从中也出现了一批比较优秀的中青年翻译家，他们现在都是中年了，有的都是老年了。在这一点上面，《译林》功不可没。第二个育人方面，就是以《译林》杂志为主，搞了几届的外国文学翻译奖，在培养翻译界的后起之秀方面，也起了不少的作用。作为一个杂志来说，能够这样做是难能可贵的。
张冲（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译林》每次的重头文章，都能抓住当代读者的一些爱好，比如大家现在都比较喜欢有情节性的作品，引人入胜的题材。通过比较大众化的情节使读者能够认识当代西方社会，就是说，开启了一扇窗子，而且窗子开得比较大，选材的面比较广。这是《译林》杂志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一方面满足了大众的口味，但是它的内涵，反映出的社会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深层次的问题又有一定的高度，在某些方面它甚至完全可以作为比较专业的学术研究对象。有些作家在西方文学界正在逐渐成名，或者已经有名气了。所以发表这些作品就有双重作用，一方面作为一种消遣、作为一种欣赏去读一读，看一看，同时在一定的时候，一定的场合下，又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的材料。《译林》对我们学校里搞教学和科研也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作用。所以《译林》有相当广泛的读者群，不是一个层次，而是好几个层次上的读者群。《译林》每期都有一些对于外国作品或作家的评论，也很有特色，不是写得很学究气的文章，写得比较轻松，比较平民化，但是中间谈的问题也还是比较重要。在一定程度上，《译林》可以对我们现在的大专院校外国文学的研究方面，起到更重要的桥梁作用，比如相对集中刊登介绍某一作家的几部作品和背景性的材料，这方面现已在进行，以后希望加强，进行先导性的引介。
罗长炎（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译林》从创刊号《尼罗河上的惨案》开始便牢牢吸引了广大的读者。《译林》的成功之处在于发表的作品做到了雅俗共赏，搞外国文学研究、教学者喜欢看，普通读者也喜欢看。我本人喜欢看上面的长篇，世界文坛新作信息一类的栏目也喜欢看。最近的《翻译漫谈》很爱看，翻译家不是一本正经地，而是漫谈翻译的实践、经验、体会、想法，对其他翻译工作者很有参考和启迪作用。《译林》也有不足之处，如窗口只是对美国、英国开得较大。介绍国外的文化，通过文学作品了解外国的各种社会情况，窗口应更大些，其他国家的作品应加大介绍的力度。价格上是否能通过读者服务部等适当方式优惠学生。按照《译林》多年来受读者欢迎的程度，独特而行之有效的定位，理应有更多的读者。希望《译林》在促销方面多下功夫，主动去寻觅潜在的读者。这样，杂志的发行量一定会有新的重大的突破，从而产生更大的影响，为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侯维瑞（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本人看消遣性外国小说的途径，一是英文版《读者文摘压缩版》，一是《译林》。《译林》上作品的故事很耐读，令人有强烈欲望往下看，轻松有趣，反映当前外国社会情况。近年刊出的新作，反映外国生活很有深度，题材多样化，外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体育、历史、科技、婚恋等无所不包，悬念迭起。通过一部作品可以了解生活的某一方面，如《译林》上一篇反映名画复制的短篇小说，从中可以了解许多有用的知识。《译林》着重介绍通俗作品中高格调、高品味的作品，这样的定位很好。《译林》倡导学术平民化，踏实地介绍、分析作家作品，这种做法很有意义，但要注意别过于走向高雅，否则大部分读者会无法接受。在满足大众需求的前提下能提高一步就不错了，能唤起人们的同情和爱心，能打动人心，提高人们的情操，就是很有价值的了。每期的长篇加分析，可介绍分析国外的评介（摘译），同样的问题中国人又如何看，贴近中国读者的实在的评介有利于提高读者的鉴赏趣味。
朱虹（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
我这几年有一半时间在美国，也常看到《译林》，像在哈佛燕京图书馆，《译林》总是不在架子上，而是摆在阅览室的桌子上，许多人都看。《译林》并不只是对国内读者是一个窗口，很多在美国的中国人某种意义上也是很闭塞的，也不能了解全世界，所以常常是通过《译林》去看外国文学，《译林》也是一个窗口。我有一个很突出的印象，觉得《译林》特别联系群众，讲究平民化，可读性很强。谈到通俗文学，我觉得《译林》应该挺理直气壮的，这么广大的读者，这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是一个很成功的刊物，而且风风雨雨也都这么过来了。卡夫卡、乔伊斯们提出的矛盾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我觉得像《译林》这样一个杂志，本来也不要登那些让人看了都想自杀、绝望的作品。能让读者了解世界的方方面面，那就很好。我自己并不觉得《译林》是一个纯通俗刊物。像这次评奖的作品，越看越有味，绝对不能说它是通俗小说，特别有味道。我觉得《译林》是非常站得住的，我挺佩服《译林》这么多年这样坚持下来，有这样大的发展。《译林》起的作用就是让不同的民族沟通，增进了解，消除了许多中国读者长期以来对外国形成的一些偏见，一些误解，我觉得还可以继续做得更好。《译林》最有条件通过一些作品，一些文学报道提高广大读者对国外一些事情的认识，我觉得这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就是我们的观念的改变，提高思想境界。
李文俊（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世界文学》杂志编审，原主编）：
我对《译林》的工作充满了尊敬。我可以说是眼看这个刊物从无到有发展起来，越办越好。我觉得登群众爱看的东西不是个需要解释的事情，这完全是应该的。每个国家都有这么几种文学：有的探索人生的深沉的问题；有些文学是一定要在文学形式上有所突破；有的文学家有自己的使命感，觉得要创造一种什么什么东西。这些都是应该介绍的，但是更多的是大众看的那些，知道别人怎么生活、别人怎么想的作品，我认为是非常应该介绍的。我自己虽然搞福克纳，但有机会还是愿意搞一些通俗的东西，因为我自己原来看小说也是从通俗的看起的。外国的生活是很丰富，多样化的，有的作品写得很平淡，很有味道，很纯，也同样很有吸引力。《译林》的插图还可以提高，要更紧密地和作品相结合。我觉得除了介绍当前的文学以外，应稍挖掘一下大众文学鼻祖，比如说幽默小说经典选萃之类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觉得《译林》刚开始定位就是很对的，但有的时候不大为人家所理解，尤其是1979年那时候国内开放改革力度还不是很大，所以对外国文学界有些同志来说，《译林》也许有点看不大顺眼。而那个时候的《译林》也好像没有对编务以外的工作有足够的重视，所以形成了一些隔阂，而现在来说已经没什么这方面的问题了。我的意思是用最好的方式来达到最好的目的。希望今后《译林》各方面的工作都能够做得更好。
陶洁（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确实做过一件事情，是在南京开的外国文学年会上。当时一听到《译林》要面向通俗文学，这通俗文学是什么？当时我想的一个问题是，我小时候通俗小说是要偷偷看的，所以我在会上批评了《译林》。后来我去美国专选一门通俗文学课，才逐渐改变了看法，意识到《译林》这方面走在时代的前列。社会走向多元化，需要通俗文学。任何社会中确实都有一些人对政府、社会、司法不满又无法反抗，看一些揭露这些问题的作品很解气。温情脉脉的东西生活中没有，看了这样的作品便备感温馨。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我家兄弟姐妹六个，他们是搞工程设计的、大学教师、中学教师，人人看《译林》，每月只拿500多元退休金的照样坚持订《译林》。《译林》上许多短篇小说很优美，长篇小说不光是给作品就算了，还配有简介、点评，帮读者提高鉴赏能力，这很好。《翻译漫谈》栏目中，让翻译家谈甘苦，碰到一些问题怎么解决，对读者、译者也会很有益。我觉得，一些诗歌、短篇小说、散文很好看，但其作者可能平时不大有人知道的，应该对这些作家稍微有些介绍，提供一些信息，我觉得对搞外国文学教学、研究的人还是能起一定的作用。
何孔周（《文艺报》编审）：
因为工作的关系，搞文学搞艺术的人接触很多，他们向我借的书里面，经常跟我提到外国文学就是《译林》。有些编剧跟导演经常跟我说，你能够搞到多少多少期的《译林》吗？这些说明《译林》在社会上有影响，有它自己的读者群，已经开始形成了自己特殊的一种风格。我下面就讲两点：第一，《译林》这个杂志为社会转型期当代中国的报刊怎么办，怎么走进市场，怎么自我求生存，求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译林》这么多年，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这么发展过来，很了不得的。第二，《译林》为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迈进时形成多元化文化格局作出了贡献。以前好像所有的文化都在思索，所有的文化都那么累，所有的文化都要出鲁迅似的。现在适应市场的需要，大众文化的兴起，是不可抵挡的，要有一些轻松的、享乐型的文化。《译林》寻找的还是受过较高文化教育的读者群，但它的东西并不是那么沉重，那么累的。我觉得现在多元化的文化格局已经在出现了，而《译林》早在20年前就已开始在走着自己的这么一条路，现在要更好地去完善，更好地去丰富，别丢了广大的读者而留下几个专家学者击节赞赏。我觉得未来中国的文化格局是多样的，能够寻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够在自己位置上做出特殊的贡献，已经很了不得了。
章祖德：
刚才各位专家和报界同仁从定位，介绍的面的宽度，包括题材的问题，从怎么引导读者，怎么加强评论的问题到设立的栏目、包括插图等各个方面，给我们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议和批评意见。这些都是很中肯的，对我们很有启发，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加以充分的考虑，以便使《译林》杂志符合更广泛读者的需求。我们这个杂志编辑部的人很少，编辑只有四个，除了编杂志以外还要编书，确实大家干得都非常辛苦。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绩，实际上依靠了广大的作、译者。在座的很多同志都是我们的译、作者，希望今后能够进一步加强联系。希望大家在平时也能不断给我们提出宝贵的建议，共同把我们的杂志办得更好。
